很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可能并不清楚这件事情，以为与自己无关，而且建设保障性住房好像也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社会会更加和谐。那么，现在我就来为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欺骗、剥削和劫贫济富的财富转移过程。

1 住房公积金是百姓的个人财富，国家无权用于公认的最佳保值增值方式之外

住房公积金是职工和单位缴存的长期住房储蓄资金，归职工个人所有，但是，其账号由政府监督和管理，一般由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下属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

在这种基本状况下，百姓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却无法自行使用和支配，其保值增值和贷款等都依赖于政府部门，造成了很多问题，首先，使用效率低，只有不到一半的住房公积金被用来发放住房贷款，不到20%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很多公积金都在帐户里睡觉，没有起到保障住房的普遍效果；二是其受益人群主要是城市的高收入者，已经使用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人群由于房价最近十年来的暴涨获得巨额收益，但是没有买房和买不起房的人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住房公积金相对严重贬值，心痛却很无奈；三是由于腐败的无孔不入，导致住房公积金被蚕食严重，其风险已经相当高了，全国各地不时发生的官员挪用和贪污住房公积金的案件无不让人气愤和无奈。

一个公平的模式应该保障大家都有权支配自己的住房公积金，然而现在的状况是政府出台很多严厉的措施限制职工提取公积金和申请公积金贷款，只有少数职工购房后愉快地享受房屋升值带来的好处。即便大家同意政府管理公积金帐户，也应该用于公认的最佳保值增值方式，一般而言购买国债或基金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怎么能用于保障房建设这种很难增值的领域？政府是否考虑过如果亏损给职工们带来的风险？政府是否有权投资在该领域？

百姓个人的财富却任不由自己支配，甚至连监督的权利都没有，悲哀啊！

2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国家行政事务，理应使用财政资金而不是百姓的个人财富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都是国家的行政事务，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或者以国家信用担保发行债券。在中国，由于税费高企，国家财政相当有钱，今年收入将超过八万亿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挑起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担子是理所应当而且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政府不从财政里拿钱，反而要向百姓借钱？这相当于法外征税，百姓何堪忍受？天理何在？

3 保障性住房并没有公平的保障到百姓，完全是对弱势群体的再次剥削

"保障性住房"这个美丽的借口，对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中国大体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三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关于经济适用房，任志强披露了大部分被政府工作人员分配了，大家从新闻上也能看到大部分经济适用房被政府以各种名义分配给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很多人都在呼吁取消经济适用房，因为它并很少适用到老百姓；再看限价房，全国各地媒体都披露政府工作人员占据了申请名单的相当大一部分，而外地户口者鲜有资格；最后的廉租房，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只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总体上来讲，现在的保障性住房由于政策由政府指定，审核与分配也由政府操刀，在当今腐败盛行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难免不会成为权势集团的蛋糕，而其资金来源于全体纳税人，所以说其完全是对弱势群体的再次剥削毫不过分。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次能以"保障性住房"为借口支取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下次还会有救灾，国防，教育等各种各样高尚的理由支取我们更多的个人账户，只是我们还有多少个人账户可以支取？五险一金里面的大头就是住房公积金，看来没有多少个下一次了，竭泽而渔马上就要到头的。

http://patrickgamp.blog.hexun.com/54817226_d.html

http://news.xmnn.cn/xmxw/201008/t20100806_1520200.htm

http://survey.soufun.com/data/page_files/0/q_678.html

http://www.xmhouse.com/information/News/xwzx/wd/200912/t20091215_186579.htm

　　在友人丢出的链接http://www.boston.com/bigpicture/2010/06/remembering_the_korean_war_60.html 看到了波士顿邮报的韩半岛之战60周年的图片汇

　　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把一些恐有不适的图片先涂黑，显示如下：

　　他首先涂黑了照片，然后给你个选择，选择看，或者不看，其实我点进去之后发现，照片并没有多少不适，想来在中国这个神州大地上接受了太多的洗礼，我先是觉得他们太小心了，随而想到其实人家这是一种关怀和一种选择，人家的做法是怕小孩子或者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点进网站之后直接就看到不适的图片，我们的做法赤裸裸的把血腥的图片展示给你看，生怕你看不到，我们把交通事故的可怕图片送进校园，张贴在各种地方，恨不得把你笼罩在残酷的恐怖之下，可是久而久之，人就麻木了，此为引子。

　　论坛是个罪恶之地，这里绽放出最邪恶的花，印尼虐华、吃胎儿、日军斩首......的残酷图片四散传播，点击率、关注度、哗众取宠的扭曲经济，上次在一个网站看到车祸的照片，我真的震惊了，一个地方小论坛，似乎难得觅得了流量勃起的良机，没做回帖隐藏，没做任何提示就允许一个血肉模糊的现场照片展示在所有网友面前，中国的网络和电影都没有分级制度，如很多人担忧，这两个地方确实容易成为混淆视听害人害己的地方。

　　一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保护”，让刚出校园的大学生和农村出来的务工青年缺少抗压能力，甚至模糊了理想，一方面是恐吓，让所有人对残酷麻木，让自己“习惯于”身处在一个酷似地狱的地方，恰恰相反，看着一个个原始崇拜一样的高楼大厦林立而起，很多人惊呼自己活在天堂，这是任志强、潘石屹们的天堂。

　　所有人都在忙着赚钱，赚特权阶级和财富世袭者的剩下的那点嗟来之食，改朝换代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底线还是温饱问题，底线没有丝毫提高过，愚昧从未消散过，女孩们在敷衍般的长时间的工作之余选择看看芒果台们的轻松电视节目，男孩们只研究“成功学”和网游，中国的电视不提供任何思考，只求女孩们一乐，如此的谦卑之心，如此的关怀，世间少有。

　　我不赞同在中国有钱可以活的很好的观点，钱是D给你赚，你才赚得到的，这是嗟来之食不是自由之金，然后等你赚到钱了，D再一声令下用房产、税收等各种手段将你的钱收归国有，然后分配到你不敢想象的地方去，一心赚钱之后的结果，或许你够努力够走运积累了一些物质财富，so what ?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不关心政治，好像物质和政治是完全隔离开的，好像中国存在两个社会一样，对自己息息相关的政治选择性的回避，就像把头钻进沙子里的鸵鸟，不管鸵鸟是肥是瘦，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后面揣上一脚。

　　政治很复杂，权力制衡的体系很难设计，政治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这不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就好像一个地方社区BBS，管理者用尽了很多技术很多努力，就是为了让用户更加简单的参与，并捍卫所有人说话的权利，只要你的说话和你年龄段的智力相符，当然不是绝对的自由，有管理员有版主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诚然这是BBS的乌托邦，因为你身在中国，有另外一种限制。

　　限制多如牛毛，限制挖祖坟，限制上访，限制散步，限制说话，限制幸福...

　　在这样令人绝望的国度，无关经济和财富能否使你的孩子过上富足的日子，所谓“胜在起跑线”，而是从根本上有没有必要，你一直在自己的国家“暂住”，前些天有人笑侃我可以争取厦门户口，我扑哧一笑，我连这个国籍都想放弃，何以需要一个南国户口?就是北京户口我都不看一眼，我早就坚定但飘渺的立下了20年移民国外的誓言，在我们不断上演“被”字时态的时候，特权们不断的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的时候，我们还在阴沟里苟且，难道他们是出去打酱油?正因为他们身在体制内，他们知道变无可变，所以更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成长，从小抹杀幸福感、童心和同情心，在八股文中寻找所谓的竞争，然后在高考落榜之后学富士康的哥哥们一样“张国荣跳”。

　　我们不政治，然后在世界杯的时候政治化，今晚韩国队出局了，老门将李云在安慰含泪的小门将，棒子们轰然倒地，教练饱含热泪的接受赛后采访，这是我们某些国民不断鄙视的国家吗，我们有什么底气在亚洲兄弟创造历史成绩的时候，我们选择投入dark side ，不断的诋毁对方的成绩，嘲笑对方的素质，中国崛起过吗?中国的某种GDP崛起和国民素质有关系吗?我们是在外国政要来访问时，因为面容不堪而被限制只能在工地中滞留的民工，你身为民工，千秋万代而已。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在城市，恐被愤世者劫杀，在农村，恐被家长们留守，成年人尚无法顾及个人幸福，无端无凭无据无爱造出个下一代，只能在你所受的涅槃里轮回，你是民二代，官二代抽你，你是民N代，官N代抽你，物质上，你可以尽其你所有去争取，同样，精神上，你也应该有相当的投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为了下一代，只有这种利他式的权利诉求，才会催生出一个改善的局面，否则国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许知远=文 2006年9月7日

　　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陈 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住在北京东郊的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家中唯一的电器是海尔沐浴电热器。“像我这样的 人，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陈毅聪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电热水器的生产者、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尔集团将他推向法庭，后者相信这个25岁的年轻人在网上写作、并被一些杂志转载的一篇文章，“诽谤”了自己的声誉，勒令在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收回转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向他索赔30万元。

　　我记得那天的愤怒。那时我刚进入新闻业，满脑子是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的水门事件、林肯·斯蒂芬斯的揭黑新闻式的光荣 梦想，年轻的小伙子们敢于挑战最高政治权威、商业托拉斯，他们的报社则坚定不移的站在他们这一边。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正是这样运转的吗，没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政治权力、商业力量与新闻舆论彼此制衡，相互令对方不安，如果一切难以制裁，那么最高法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者。我喜欢埃德蒙·柏克那个著名的观点：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间。

　　陈毅聪看起来不像是个浪漫主义的挑战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 何特殊之处，所有材料都选自公开的资料，只不过他将这些公开材料赋予了某种疑问色彩——海尔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现得那样光芒四射。这桩被广泛讨论的诉讼 案最终不了了之。开庭前，海尔撤回了诉讼，陈毅聪成为了勉强而短暂的英雄——大卫无意中挑战了哥利亚，最终还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还 有多少人记得陈毅聪与海尔的故事。四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头脑中那些对新闻业的浪漫色彩日渐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似乎都命运多舛，那些比陈毅聪更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在尝试了几次令人赞叹的调查性报道之后，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他们的限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有冤屈的公众将他视作一个权力中心，纷纷向他们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焕发了一种意外的生机，那些被新闻记者提及的政府官员、或是 商人，突然言之凿凿地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为自己辩解——你不要乱讲，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他们一直并不在在意的名誉，突然间变得神 圣非凡，他们要拼死捍卫。而面对控告的新闻记者，却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只要将他们的目光从这个条充 满压力的荆棘路偏转开，就可以看到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地，数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报道、被赞扬。年轻的记者们可以被邀请去住五星级酒店、坐商务舱，只要听从公关公司的安排，你可以过上舒适的采访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滥用这种权力，公然的接受贿赂。

　　于 是，新闻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护;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被腐蚀。缺乏真正独立精神的媒体总是处于某种不成熟状态，一些时候，它夸大自己的使命，新闻报道带有了过分强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迹;另一些时候，又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摇摆中，新闻的基础——对事实的追 查、对真相的探求——却经常被遗忘。所以，尽管新闻记者经常自称为“社会公器”，我们却清楚，我们并未付出匹配的努力，赢得对应的尊重。

　　新 闻业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释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权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来自于官僚体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还要加上一层的新的含义，权力与商业力量达成的一种新的联盟，地产商的轰隆隆的推出机横扫出的一片片废墟，象征了商业的能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无 视那些站在废墟旁的个人的无力身影。

　　像四年前的海尔集团与陈毅聪的官司一样，过去一个月中，富士康科技集团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 记者间的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万元的赔偿金额，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从诉讼最初的核心——报道是否准确——转移到了别的方 面。新闻媒体与公众表达出的潮水般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说是一个受困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的集体释放。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对此深感 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所以东北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性的“宝马案”，因为它其中蕴涵了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无力的悬殊感;任志强公开为高房价的辩护，则引发了对全国性的对地产商的不满情绪……

　　从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翁宝口中“这是媒体业的911”，到 “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这一案件的转折充满了意料之中的戏剧性。富士康公司最终将起诉对象由两位个人转向《第一财经日报》，索赔金额降为1元钱，它收敛 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对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记了最初3000万的索赔中蕴涵了多么强大的暴力逻辑。

　　按照现 代社会的兴奋与遗忘的速度，可以预料，人们将很快对这一事件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安抚社会中酝酿的那种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绪，该如何减少那种不加掩饰强权逻辑的傲慢，看起来，它们仍都缺乏对应的制约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争吵中，最初的被报道者、被同情者，工厂中那些被过度辛劳的 劳动者们，却可能再度被遗忘……

　　(新周刊/何树青)

　　他们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或行业内的或小圈子里的成功人士。

　　相对生活品位��格调上的追求，他们更追求建功立业、功成名就。他们为此勤奋工作和努力奋斗。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也不是利益集团的一员。

　　他们恨不得生在另一个时代，盛唐、大宋、明朝，或与富兰克林、沃尔特·惠特曼、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尔·盖茨、乔布斯成为同事。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与其心意相通。

　　他们觉得自己比谁都忧国忧民，特别是端着咖啡的时候。

　　他们充满优越地忧虑着这个国家，既不认识邻居，也不配父母，更不会给路边乞丐施舍一毛钱。

　　他们的优越感经常来自外语阅读水平、知情内幕、打政治擦边球的小聪明和圈中人的抬轿喝彩。

　　他们有的已为人父母，但社交远比配孩子重要，甚至怠慢了从产房、摇篮、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每个成长期。当然他们买了单，并自以为尽到了责任。

　　他们有机会做CEO、大中华区总裁、品牌总代理、访问学者、论坛嘉宾、研讨会专家、专栏作家、主编、出品人、艺术家、导演、律师、他们深深地厌恶都市的空气传出泥土的气息。

　　他们仿佛天使就是属于国际机场的空中飞人，事业和视野、地位和收入都蒸蒸日上。

　　他们对他们觉得像白痴的小记者吹水，然后挑剔专访写的不够精彩、评价不够到位。

　　他们都貌似咖啡、雪茄、西餐、红酒、私房菜、诗歌、当代艺术、时装、建筑、家居设计、音乐、传媒、广告、电影、名流、摄影、华尔街、高尔夫运动、进口汽车、进口水果、面包。果酱的天生的鉴赏家。

　　他们惯于使用舶来的理论、先进的盈利模式、进口的化妆品、欧美的消费品牌和最新词汇。

　　他们有着有趣的笔名、网名、英文名，和更有趣的死党、闺蜜、家庭沙龙、读书会、睡衣派对。

　　他们瞧不起流行的畅销书和《读着》杂志，更偏爱英文原版书和报刊。他们的暑假上插满西方名著，他们吞食它们，然后做中国化的解释。

　　他们一直吹嘘这对博尔赫斯、树上春树、苏珊·桑格斯、马克斯·韦伯、萨义德、马基雅维利的稔熟。

　　他们一出书，就向半熟不熟的名人讨厌腰封上的推荐语，而那些名人根本就没碰过他的书。

　　他们偏爱研究历史、野史、文化史。他们觉得蒙昧者活该低收入，汲汲于柴米油盐者活该为物价操心。

　　他们从不到菜市场买菜，对讨价还价之事觉得庸俗而粗鄙，只在超市货架上取物。

　　他们都是各种机构关注的VIP或目标消费者，有房有车，有拥趸，有免费赠阅的杂志或客户送的礼物。

　　他们的朋友没有一个月收入低于万元的，换言之，他们都是有名片、名片上都有头衔的人。

　　他们的朋友丰富多彩，来自光鲜职业和三教九流，其实他们最好的朋友是公关公司和私人助理。

　　他们的话题要么金融的，要么学术的，要么全球化的，要么是普世价值的，绝不低俗。他们得 黄段子不带脏字，饱含典故。

　　说起巴黎、伦敦、爱丁堡和英属维京群岛，亲切而稔熟，仿佛在聊自己的出生地。他们之中，的确有人可以随手甩出外国绿卡。

　　他们觉得自己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加了分，简直就是当代中国人中优秀的那一部分的代表。

　　他们的话题中，永远不会出现农民工、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五保户等类人。

　　他们身边不乏关系暧昧的异性粉丝，他们乐在其中游刃有余。他们享受两性交流之乐时，不忘鄙视和偶尔满足妻子或女朋友的奢侈品消费欲。

　　他们责骂执政党，并不妨碍他们借用职务之便，带着老婆孩子到五星级外资酒店度假。

　　他们的人脉都以公器或公司为资源，还简称为：人脉资源。他们无比娴熟地找熟人找关系办事，节约时间节约成本。

　　出了名气和混世技巧，他们大学毕业后什么新技能都没学会。他们跳槽时毫不留情，只求自己身价倍涨，不管知遇之恩。

　　除了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和事，他们无所畏惧。他们自信且骄傲，但完全精通上下级之间的礼仪。

　　他们对别人不宽容、对社会不宽容，对自己绝对宽容。他们对于影响力大且与他们无关的人和事，总会忍不住泄露出他们所掩饰的羡慕嫉妒恨。

　　瞧，他们活的很响，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名有利。他们只希望中国强大，像他们一样强大，既不想某些政府部门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也不像某些弱势群体一样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他们比谁都享受这个国家，这个舞台。

　　——————————————————

　　呼呼!逐字用力的敲击键盘copy了这片骚文，只想追问一句：“他们是谁?”

报人程益中【下】

作者：潘公凯（Pan philip）

译者：詹涓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完】

[ “世界新闻自由奖”会给程益中带来麻烦吗？]

 
   报人程益中【上】

作者：潘公凯（Pan philip）

译者：詹涓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

    尽管国内舆论空气仍处于外界解读的“相对敏感”时期，但“世界新闻自由奖”的殊荣仍不会给程益中带来麻烦。鲜有人知，程案之所以善终，乃得益于中央最高领导者的关注。对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护身符。

日前，据外电BBC报道，原广州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前总编辑、现年40岁的程益中，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了“世界新闻自由奖”，该奖项的独立评审团主席卡维在公布获奖理由时说：“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好榜样，扶持弱势群体，他的敢言作风为中国的公众知情权带来巨大贡献。”

在昨天4月8日，当该消息第一次出现在国内最大的记者交流平台“西祠胡同-记者的家”上时，很多人还将信将疑，尽管这是由其斑竹胡小同转发的。今天上午，这个帖子居然被推荐到了讨论版头条。从“西祠胡同”近年来毋庸置疑的公信力判断，该消息看来是千真万确！

有业界人士在为程益中感到欣慰之于，仍禁不住担心——这个奖项的获得会不会为刚刚转运的程益中带来麻烦？因为，它颁布的时间，恰好是在程益中刚从监狱中获释不久。程虽然现在已公开出任《南方体育》报总经理一职，但毕竟还未完全恢复元气。况且，外界普遍认为，当前国内的舆论空气还处于紧收时期。

对这些“无端”的普遍担忧，有宣传部门的一位开明人士认为大可不必。据这位知情者透露，程益中案之所以最后能在法院宣判后所有人都认为无回旋余地时，仍能起死回生，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关注，这位领导人非常重视民意，他也是目前深受中国公众信任的领导人之一。这位人士公正指出：“中央领导之所以关注程案是鉴于这个案件的舆论影响太大，担心给外界造成政府干预新闻自由的错误判断。如果真要从该案件本身来说，程益中的经济问题肯定属实，至多在量刑上会重新考虑，但绝对不可能直接将程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只要稍通法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程这次突然从监狱中获得自由，确实不合常理。至少，如此获得自由的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符合司法程序的。

这位宣传官员进一步客观指出，有少数人往往看不到国家对待新闻管理的开明之处，言必称“新闻管制”和“没有自由”：“只要细心的人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当前的新闻环境是不是比几年前要宽松多了？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也非常有助于政府开展工作，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中国是个大国，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无论是民主还是新闻自由都不能一厥而就，否则会水土不服，到头来还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百姓的福祉。”

在恐怖和谎言中坚持常识

----程益中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答谢词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颁发2005年度吉列尔莫.卡诺.伊萨萨世界新闻自由奖。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国际评判委员会。在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义举，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步和人权状况改善意义重大。对于不能到达喀尔领奖，我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同意我委托世界报业协会领奖并宣读答谢词。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世界报业协会，感谢记者无国界组织，感谢保护记者委员会，感谢悲愤而沉默的本国行业组织。感谢亚洲周刊和凤凰卫视，感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感谢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感谢美联社和法新社。感谢邱立本先生，杨锦麟先生，何亮亮先生，安.库珀女士，卡维.崇基塔沃先生，比奇女士，布鲁塞尔先生。尤其要感谢正直又可爱的胡舒立女士及其领导的财经杂志：作为中国内地唯一按照独立公正原则报道“南方都市报案”的媒体，北京的财经杂志用底线书写了当今中国的新闻奇迹。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要感谢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和吴南生先生、林若先生、胡绩伟先生、杜导正先生、刘陶先生。感谢仗义执言、两肋插刀的中国法律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许志永先生、江平先生、茅于轼先生、刘晓波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兴良先生、顾则徐先生、萧瀚先生、胡星斗先生、季卫东先生、王健民先生、张星水先生、张思之先生、杨支柱先生、傅国涌先生、王小山先生、陈峰先生、王克勤先生、昝爱宗先生、胡小同先生、沈浩波先生、尹丽川女士、李健先生、赵岩先生、展江先生、樊崇义先生、许兰亭先生、储槐植先生、梁根林先生、曲新久先生、盛洪先生。你们也是受难者，同时更是拯救者。请大会原谅我这份冗长的致谢名单。实际上这个名单还更长，恕我不能继续逐一列明。

感谢欲哭无泪的亲朋好友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及南方体育所有的同人！去年的这个时候，恐怖无所不在，谎言无所不在，你们坚强而微弱的呐喊所向披靡，吹倒了重重黑幕和巍巍高墙。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系铃之后又解铃的政客，如果没有你们的猖狂和愚蠢，我不会得到这个荣誉，而更大范围的冤案也必将以更煞有介事的方式继续下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什么样的冤案都是办得成的，而且冤案总是显得郑重其事和格外完美。我更要感谢我的战友和难友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们的苦难是整个中国的耻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墙边的著名演讲中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亲爱的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请你们分享这个时刻！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我们其实都在受难，我们永远都是恶性制度的囚徒。对我来说，外面无非是一座更大的监狱，一个“没有天空的都市”。我现在拥有的小康生活，其实是一间丰衣足食的猪圈。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君英女士！在黑云压城、大难临头之际，你的镇定、坚强和友善让人吃惊。当8岁的儿子问你：“我爸爸到哪里去了？”，当80岁的母亲问你：“我儿子哪里去了？”你微笑着说：“他出国考察了。那里很自由，是一个美丽世界。”在窃听和监视的鬼影每时每刻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被非法秘密拘捕关押的160个日日夜夜，在连续两次抄家的惨剧发生之后，在司法当局非法冻结了全家所有的生活资料之后，你还照常送儿子去上钢琴课。琴声悠扬，而物是人非，母亲来电说刚刚被噩梦惊醒，儿子却正陶醉在美丽世界。

美丽世界！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美丽世界。

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用常识为武器，我们必将摧毁恐怖和谎言编织的梦魇。不要和常识作对。不要和良心作对。警惕卑鄙无耻的政客用真理的名义打击真相，以政治正确之名泻一己之愤谋一己之利。我们要分享各自的人生经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公众知情权、提高政治能见度。这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无权势者的力量”。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你有不说话的权力，但没有讲假话的权力。讲真话不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准则，而是底线。然而极其可悲，现在这是一条高压线。

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恐怖和谎言中迷失已久。恐怖无处不在，谎言无处不在——我们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望过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疯狂和荒谬的岁月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那么我们就是迫害我们自己的同谋。北岛的诗说：“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请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可耻！

借此机会，我呼吁：让真话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

哈维尔1975年在《给捷克总统暨GCD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这也肯定会是我们的未来。

（2005年4月28日于中国广州）

链接： BBC中文网报道

程益中:我们所做的事，是按照常识去做的

驻巴黎特约记者/翁素云

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四宣布，把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奖颁发给曾被中国囚禁的、敢言的《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以表扬他对新闻工作的贡献。
   这个奖项的独立评审小组，由多名世界专业新闻工作者组成，评审主席是泰国英文报章"The Nation"的行政编辑卡维（Kavi Chongkittavorn）。
   他在新闻稿中说："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好榜样，扶持弱势群体，他的敢言作风为中国的公众知情权带来巨大贡献。"
   对于得到这个国际荣誉奖项，身在北京的程益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稿说："很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这个世界新闻自由奖，我现在的心情是感到安慰，同时也有悲哀。我们所做的事，是按照常识去做的，但不幸的是，对常识的坚持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现年40岁的程益中，是广州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前总编辑，任职《南都》期间，该报报导了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一座收容所内被打死案、敢言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因政治言论而被逮捕案、广州市发生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等，这种敢言作风触怒了中国当局。
    我们所做的事，是按照常识去做的，但不幸的是，对常识的坚持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程益中与《南都》总经理、副总编辑喻华峰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李民英三人去年被指涉及经济贪污罪而被当局逮捕。程益中在未经审讯情况下被关押了五个月，其后在8月下旬获得释放。
    喻华峰在去年6月中以"经济罪"被判八年监禁，李民英则以同样罪名被判刑六年。程益中被指利用职权贪污10万元人民币，检察机关最后以"证据不足理由"把他释放，但在去年10月他被开除GCD党籍和撤消所有行政职务。
    国际新闻从业员组织"无国界记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和推荐程益中为世界新闻自由奖候选人。
    "无国界记者"也呼吁中国官方尽快释放喻华峰、李英民、以及其他还在狱中的记者以及在互联网发表文章被捕的异议人士。
    "无国界记者"亚洲部负责人布朗塞尔说："给与予程益中这个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年青、有活力，所曾经领导的媒体反映民情、如实报道，并在中国非常畅销，可惜因为官方的阻碍而不能继续新闻工作。"
    据悉程益中现时在同一集团机构内担任广告业务方面的职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奖于1997年开始，并以被杀害的哥伦比亚记者Guillermo Cano Isaza（伊萨萨）命名。
    以往得奖者包括中国记者高瑜（1997）、缅甸的Win Tin(温丁,2001)和古巴的Raul Rivero(里韦罗，2004)。
    得奖者可获得25000美元奖金，正式颁奖仪式将于5月3日在非洲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当天也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农村校园的拥挤之甚，以及如同看守所一样密布在高墙上的铁丝网。

    玉树地震哀悼日的凌晨，4个翻出学校围墙的初三男生无所事事，为了寻找乐趣，对街头一名20岁的女精神病人进行了近2小时的围殴。当太阳升起，他们向半降的国旗低头表达哀思时，女精神病人因重伤正在死去。

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无力解决，外国人的帮助，仅仅是一个人，还被赶出了国门

http://zhuanti.club.book.sohu.com/user_webpage/webpages/commuser/web1_19876.html

卢安克（EckartLoewe）资料简介

卢安克(Eckart Loewe)，德国汉堡人，1968年生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曾经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广西农业大学留学，此后长期在中国广西农村从事教育研究，是一位广受中国媒体关注的传奇人物。

http://luanke.jiaoyu.org/

卢安克的博客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

最终还有越来越多人为我难受，但我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难受。

卢安克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柴静 面对面 专访 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