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上围脖了，饭否，对互联网的新事物总是很好奇，于是就稀里糊涂的注册了，当时的围脖大家都知道，半红不紫的状态，上围脖实际上我的需求是两个：“1.看爆料，2.看段子（饭否语录）”，当时围脖我以为就是糗事百科，fml的一种，也有时候听说哪边出事了，也上围脖看一下，这个习惯保持至今。后来大家知道了，因为某种原因，饭否关闭了，王兴继而又抄了一个美团网，此为后话，所以这类东西一定是一个底子硬的互联网大佬能做，饭否之后，去了follow5，去的原因是两个：“1.应用强大，同步更新到twitter 2.后来帮助导出饭否数据，拉去了不少饭否的粉丝”。

  再后来，2010年（具体时间描述恐有出入，全凭个人回忆），围脖经过整顿反而像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了，这么蛋疼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在中国（在美国，你随便抄一个网站、创意、代码好像是侵权的），首先，饭否的死不但没有绝了围脖的路，反而给了新浪和腾讯机会，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开了围脖，慢慢的，或者因为自身运营的原因，或者因为被饭否应该封杀的原因，现在应该只剩下新浪和腾讯，这两家，一个靠自己运营博客以来的经验，一个靠“狗日的战略”，战无不胜。这样也好，美国只有一个twitter，中国人却要开发客户端来满足同步更新N个围脖。

  说到更新，这里就能看到围脖新的，更重要的功能，如果饭否只是留下大把大把脍炙人口的语录，那么新浪围脖现在做的，个人觉得更加接近twitter的核心，以前饭否感觉是牛人多，名人少，新浪围脖整个复制了新浪博客的战略，找名人签协议入驻，哪怕说一句话都行，捧一个女王出来，以前是徐静蕾，现在是姚晨，说实在的，前几天看了一个围脖排行榜，围脖上关注最多的，还是名人，名人每一个无聊的小动作都会让粉丝雀跃，这是庸俗的中国互联网网民的特点，姚晨拉肚子比什么地方地震来的都天崩地裂。

  以上就是个人使用围脖的小小历史，下面具体说一下，我上围脖干嘛，以及有什么收益

  有人说上围脖，从未感受到和明星这么近距离，明星也泛指专业领域中的佼佼者，比如魏君子周黎明之于影评界，方舟子韩寒之于评论界，个人因为乱七八糟兴趣比较多，所以关注：影视娱乐、摇滚乐、社会民生、体育...关注这些领域中感兴趣的人，还关注厦门福州三明北京这些关联城市的草根，纯粹地域性关注，也因为近距离和围脖140字的独特载体，不可能像博客那样思维慎密的长篇大论，偶尔都有随性的笔画，让人看到这些名人的另外一面。所以这里有两点：1.获取他人随时随地的想法，并将想法转发、碰撞、产生火花（这个平台原来是没有的，这个成本原来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伟大的互联网产品一定是基于用户一个最简单的需求，google让大家找到东西，twitter让大家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facebook...）   2.个人有了经营自己的舞台，营销自己这个人、idea、价值观、所在的网站或所在的团体组织。

 这就关联到第二个问题，如何运营网站（企业）围脖，首先个人的围脖 目前还处在自说自话阶段（362粉丝），实在没什么拿的出手的成功经验可以分享，互联网上面有漂着很多，尤其是蔡文胜这种成功人士有很多混围脖的经验，主要几点应该是：保持更新、真诚待人......没抄录，就此打住不再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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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

　　一命归天

　　*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

　　——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

  今天坐车从三明返回厦门途中，车上坐着两个小孩子及其父母一家，两个孩子活蹦乱跳，应该是放暑假来厦门游玩，对任何事都好奇，比如说快速公交系统，小A首先看到了，激动的说：“PRT ~ PRT ~”，小B：“是PRB吧”，这时小B妈附和道：“恩，PRB” ，紧接着小A妈问小A爸：“究竟是啥？”小A爸想了想：“快速公交系统”（还真响应国家号召呢）然后小A和小B继续争论是PRT还是TNT......小A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动车！”

二

  还是这班车，我前面坐着一个小美女，携带父母，也是好奇心极强，精力旺盛，一路上基本都是站在座位上，看到不懂的就问：“这是什么吖”“这是什么海呢？”“还有多久才到呢？”“到了吗？”“这白衣服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指车载电视）”...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妈妈的答案只有一个：“别吵了，坐下来”，爸爸几乎不说话，但一开口，来了一句：“你再不老实，我摔死你”

三

  回家是因为家里出了事，表弟和表舅躺在病床上，小舅已经化成骨灰，大家都说，小舅是因为急着去深圳接表弟才会出事的，在父亲节那天，大家当时都不赞同他去，说让表弟在那边吃点苦没事，再说真不行难道不能离开吗？结果没有跟学校反映，也没有跟深圳那边反映，更没有报警，风风火火就去救人了，开着表舅的车，表舅也被拖着一起去了，小舅从来就溺爱孩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娇生惯养脾气还挺大。

  出事是在回来的路上，按照常年开长途车的大舅的说法是：“不管时间，。地点还是什么原因，那是几乎不可能出事故的”，大舅亲自过去看过出事地点，时间是早上七点，而在几分钟前大舅称还与小舅通过电话，据表舅说，当时小舅还在唱歌，结果就几分钟内，小舅竟然打盹了，这一睡，就了结此生了。

听说：

  家里人说表弟听到爸爸的死讯，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手机摔烂了

  家里人说从深圳火化回来之后，表弟在车上说了一句话：“来，开个音乐”

  家里人说，小舅妈非常坚强，并让人看不懂，包括表弟的表现，从没哭过

细节：

  看到小舅的遗照摆在家中，我并没有特别伤感，就是惋惜，而且因为比较匆忙，照片选的是很年轻的一张

  在医院看望表弟时，小舅妈也在，小舅妈的脸黑黑的，没有生气，不愿与我们目光接触，似乎在压抑情感，走时我拿出一些钱给表弟，小舅妈婉拒，一送一推中，小舅妈突然崩溃了，从门口走出来，顺势带上了门，眼泪如泉涌，全身似乎一下子投降般的软了，我握着她的手，知道她再没有力气拒绝，她捏着钱转身靠墙哭泣，我离开了，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怎样做才对，一直很内疚

后事：

  因为肇事，深圳那边的路政不断来电要求打钱过去，千把块钱，表舅的意思是准备赖掉，因为车子已经报废了，就不要了，然后住院的人，舅妈母女以后的生活都要钱，至少这时候并不想给他们钱，因为路政这个部门首先也并不缺钱，表舅问我可行不，我说先赖赖看，跨省的情况深圳那边不一定有精力跟进此事

  车祸是因为表弟在学校外派的实习地点收到欺负，小舅去开车疲劳驾驶所致，逻辑上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所以家里人一度觉得学校方面应该给予补偿，当然也都知道法律上，学校并没有责任，甚至我们更加理亏，因为收到欺负没有直接给当地部门和学校告知，擅自离开实习地点，小姨问我，披着横幅去学校门口静坐施压，会不会有助于学校在道义上给予一些补偿，我表示不看好，难上加难，基本上这个事只能自己认了

  可见，刁民是极易从良民转化而来

蜕变：从人间到天上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天上人间”相比，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家坐落于长城饭店西侧副楼的夜总会更像是一个“台湾包装、大陆口味”的半洋不土的地方。
那时候的“天上人间”，老板来自台湾，基本可被称为一个兼有多种营业的高档餐馆：人们在里面办各种宴席，席间有漂亮姑娘陪酒，在客人的要求下，她们有的即席唱起京剧，有的则跳起专业的芭蕾舞。这种现在看起来有些“雷人”的表演方式，却是当时区别于少量老式夜总会的一种极时尚的消遣。
王刚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介，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3年SARS之前他都活跃在东三环的使馆区一带。曾有一段时间他是“天上人间”的常客。和今天相比，这个坐落在北京CBD地带五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尊贵”，论身份和财富，王刚离出入这种场所还有很远的距离，带他去的通常都是一些他所熟识的使馆工作人员。
在当时，这称得上是个“高雅”的场所。陪酒的姑娘们多半来自北京的艺术院校，谈吐才艺俱佳，但在这里“玩起来”并不比在别的地方尽兴：偶尔王刚的朋友们想对哪个姑娘动手动脚，对方恼怒之余还会正色严斥：“这里是首都！”
就算这样，到这里消费也成了新富新贵阶层的时尚。高档、尊贵甚至是姑娘们的清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其他声色场所难得的既纠结又神秘的感受。
而转变源于1995年，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甫一现身江湖却有深厚背景传闻的商人的接手。此前还是铁矿石商人的覃辉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李培英借款180万美元，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买下了“天上人间”。这正是覃辉与李培英交道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李培英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尽管其被控的大部分受贿款来自于覃辉，而覃老板却全身而退。
1999年，覃辉开始了日后成为传说的第一步。他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工商登记出资额195万美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装修之后，“天上人间”从老式夜总会改成KTV式的经营格局，消费标准也随之飞升，连服务生的小费都被陡然提高到当时令人咋舌的每人500元的标准。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姑娘们并不拒绝显贵们的邀约了。标志性的举措包括：“天上人间”推出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拳头产品——“四大名旦”。她们号称被送去香港培训过，并且都会说英语——尽管在熟知京城各大夜总会的商人吴浩看来，她们实际上也就懂那么一两句。但她们睥睨当世的优势毫无疑问：身高一米六五以上，容貌夺目，谈吐相对优雅，陪侍费用高达3000元到5000元，如需邀约，费用上不封顶。
除了这四大名旦，一支覃辉自称为“马仔队”的红粉军团被接着打造出炉，她们都号称来自艺术院校，还经过严格的服务训练。吴浩曾经与“天上人间”有过业务往来，他曾目睹业务经理向员工示范如何把一只茶垫精准地放到离桌沿两边各20厘米的地方。除了要求管理人员理短发，每晚8点开业之前每个人要把皮鞋擦到锃亮，还有一个说法是：夜总会专门请来教员训练侍者们的形体动作。
四大名旦，红粉军团，卫队一样的服务生，诸如此类的噱头从未公开宣传，却经由各种地下渠道飞速传播。这正是在当时的中国经营此类场所的秘诀之一：富贵与隐秘，高档与低调如此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天上人间”之上的神秘色彩被无限制地发酵膨胀，就像一层缭绕的薄纱，半遮半掩之间激发了无数人对其后真实面容的想象与渴望。
这正是覃辉接手之后，“天上人间”作为高端声色场所之发端的奥妙。这一年，覃辉充分显示出了包装造势上的才华，他从一个听起来土里土气的铁矿石商人，摇身而成夜总会老板。尽管相对于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这仅仅堪称注脚——从夜总会老板再蜕变至资本玩家，是在“天上人间”成为传说之后了。

神话：上等身份者的交易场
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
1990年代，夜总会兴盛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了，激增的财富使很多人一下子从“人间”到了“天上”，新富的阶层渴望刺激但又时尚、体面的消遣方式。“烂夜总会让人想吐”，一位山西煤老板描述那种混合了酒精和烟草的味道，脸上充满了厌恶：“玩夜总会的人鼻子特别灵，你到‘天上人间’，就发现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不得不承认人家服务做得就是贴心。”
直到今年“4·11”扫黄行动之前，他都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那里“妈咪”们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她们会记住你前几次消费时订了什么房间，找了哪个小姐陪聊，甚至你平时周几会出现，哪个时间段适合接打电话”。
一个深得原本出身贫寒的煤老板之心的服务细节是：在包间里，服务员总是跪在地上。他们跪着进出，跪着倒酒，跪着点烟，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客人的极端恭敬与服从。
而在总统套房的过道上，端坐着几个拉大提琴的漂亮女孩，巴哈或者海顿的名曲从她们手下优雅地流淌而出。这样的场景对大多数新富阶层们来说简直堪称梦幻，也十分契合新贵阶层对“富贵”的理解。在这里，身份通过财富得到最大的同时又是最优雅的彰显。
由于业务交往的缘故，吴浩十分了解这套“极具想象力”的顾客营销系统，那上面记录了客人们的名字、生日、消费喜好、平均消费额，甚至包括婚姻情况和使用的手机型号。这种“尊贵”的服务体验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显得重要，由于京城其他高档夜总会的兴起，“优质”的小姐队伍在高薪挖人的情况下处于频繁的流动之中，打造一套稳定的服务标准成为经理们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
此时的覃辉又有何高招？和公众想象错位的是，除了满足极端彰显富贵的心理，“天上人间”并不仅仅是“找乐子”的声色犬马之去处，它的神话更多来源于搭建了一个政商资源交流的平台。覃辉精明地树立起了这样的业界标杆，直到现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别的夜总会夺过这个山头。
这才是“天上人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一点来说，至少在公众舆论之中，堪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在覃辉以身体力行构建起这一强大“交流气场”之后，众多跨国企业商人、私企老板、政府官员、金融管理者纷纷侧身其中。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单独前往消费，大多数都是商务宴请。
郭志辉是一位世界500强IT企业曾经的销售人员，如果你在2003年到2004年想找到他，每天晚上8点在“天上人间”门口等着就可以——除了他，那些林林总总期待在金钱和权力之间有所斩获和兑换的人，都可能在这里照面。“白天在办公室谈业务都是假的，只有夜总会才是真正的工作场所，只有在这里，生意才可能真正谈起来。”
在郭志辉的观察里，出没于“天上人间”的人大约有10％是来自聚集在CBD的世界500强企业，剩下的大部分人来自政府部门。
“就像你是抽中华还是抽中南海，喝威士忌还是二锅头，去哪个夜总会象征着你的身份。谈交易、交朋友更是这样，朋友们对‘天上人间’认知度高，你请他们去，那就是极富‘诚意’的一件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熟客煤老板总结说。
至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天上人间”的神话已经铸成。它不再是一个夜总会，它早已超越声色场所，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实际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那些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
郭志辉所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消费足为例证。还是在上一次世界杯期间，3个身份显赫的顾客一口气叫了20个小姐，他们在总费用超过10万元且佳丽环绕的超豪华包房中惟一做的事情是打扑克斗地主。
而外间最感兴趣的元素，无论是“四大名旦”还是“红粉军团”，在这里都无足轻重了。“足球比赛结束，3个人连小姐的手都没摸就走了。”

支点：现金奶牛和资本圈入场券
给我一个天上人间，我就可以撬动资本市场。
神话铸成之时，正是覃辉华丽升级之时。“天上人间”首先是覃辉个人的巨大秀场。他在这个秀场上的做派象征着一种强势身份，同时又反过来赋予了“天上人间”高贵、霸气的品牌特质。
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当时惟一一辆宾利加长728标价888万元人民币。这辆车，后来被证明由覃辉购下。这个故事经过媒体的渲染广为传播，覃辉很快就成了街头各报的热点人物。
另一个广为所知的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末，一位曾经的高级警官在“天上人间”和服务人员发生冲突，竟被夜总会保安暴打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和“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为此歇业，不久通过关系得以再次开业。但这次冲突不但没有给“天上人间”造成实质损害，在此次北京警方勒令停业之前，它还成为彰显老板后台背景的一个例证。
覃辉或“天上人间”的经理人们从不避讳或阻止这些高调和强势的传闻，他们甚至有意造成和放纵传播效应。正是这样的高调气质，既成为“天上人间”神秘背景的一种底色，在传闻夹杂之后也为覃辉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了更大的声浪。
2004年初，覃辉通过购入现代旌旗出版，获得《成报》控制权，香港市场上有人甚至称此项收购带有某种“来自北京的政治背景”。覃辉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猜测，他邀请原《北京娱乐信报》社长崔恩卿进入《成报》董事会，高调宣布其加盟，向外界刻意强调崔是中共党员、“身份特殊”。
当大部分普通人踮着脚在大门之外试图对这个“神奇”的声色场所一窥究竟，大部分顾客把这里作为销金窟的时候，生意人覃辉充分利用了这个充满了神秘感、权力感和富贵感的场所的另一面。
一开始，“天上人间”是覃辉进入资本市场的“现金奶牛”。大部分到“天上人间”消费的顾客都要准备几万元的现金。一个可靠的消息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生意冷清的日子里，账本上记录的一天的流水就达到三十多万。他估算，“天上人间”的年利润至少在2000万－3000万元。
然而“天上人间”的忠实顾客们应该很难相信这样一份年检资料，1999年长青泰资产、负债均为三千余万元，到了2003年，经过4年运营的结果，资产负债率从1999年的近84％上升到了96％。
这样的业绩不但很多外人不相信，实际上，连长青泰自己都未必相信。2001年的一场长青泰诉深圳市某公司商标侵权的诉讼中，在被告提出其业绩亏损之后，长青泰的代理人表示餐饮娱乐业的利润普遍在50％左右，但为了避免重税，常常在做账时把盈利做成亏损。
在“现金奶牛”之外，“天上人间”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成为覃辉进入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正是这一高端交际场，给他带来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在原建行行长张恩照一案中，检方的起诉书上就披露了这样的细节。2002年5月，在“天上人间”停车场，张恩照第一次收受了覃辉给予的1万美元，而这只是覃张利益链的一角。运用“天上人间”这个杠杆，覃辉以向张恩照行贿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换来了6.5亿元贷款。而在被处决的李培英那里，覃辉贡献了占总额70％以上的贿款，从而在首都机场曲线拆借了6.3亿元。
这其间，覃辉苦心经营起来的“红粉军团”颇有巧妙助力。据媒体报道，在中纪委、中组部对张恩照的约谈中，张曾经承认接受过在“天上人间”里花天酒地的招待。
这才是“天上人间”对于覃辉、对于“卓京系”最为根本所在。它是覃辉完成从“夜总会老板”到“资本玩家”升级的起点和支点。覃辉身体力行将天上人间构建成这样的起点和支点，也乐于让来此消费的新富新贵阶层们加以利用，正是在这种几类合谋的使用中，“天上人间”的附加值远远超越了夜总会的天然属性而被充分发掘。
此后的长袖善舞来得理所应当：从2003年夏天开始，覃辉通过自己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SMI公司，开始在香港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他结识了香港壳王陈国强，先后收购相声演员姜昆的“鲲鹏网景”，谭咏麟和曾志伟等明星投资的“东方魅力”，买下杨澜的阳光卫视等等，终于打造出一个涵盖投资、通信、传媒、视频、新媒体、影视、娱乐、文化、出版和广告等行业的商业帝国。

原罪：“乃知兵器是凶器”
放大的魔力效应之后，负面作用总有显现之时。
这家夜总会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和老板的性格捆绑在了一起。在众多接近覃辉的消息源中，他被视为一个“准黑道”人物，一家财经媒体引述知情者话称，这意味着偷、赖、骗这类“夜总会手腕”在未来覃辉的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也将被大量地使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覃辉那些喧嚣一时的大手笔并购，例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景、阳光卫视控股股权等，事后人们发现，欠款均可以千万元计。
事实证明，“天上人间”所形成的魔力场也并非万能。覃辉以一个“夜总会老板”的姿态闯入资本市场，以一个“夜总会老板”的惯常手段在资本市场腾挪运转，虽然声势颇大，但实际获利从已有情况来看却并不明显。
一系列被媒体疯狂炒作的“攻城拔寨”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窘境。东方魅力至2003年已亏损7668万元，阳光卫视的亏损人所共知，现代旌旗出版连续亏损，覃辉接手后，经营更是每况愈下。
覃辉2003年9月接手阳光文化不久，就将一套电视制作设备走私到内地。这套设备购买时花费300万美元，转让时估值1774万港元。覃辉拿到内地后，自作主张作价1亿元，卖给了有上市公司参股的友通公司。
更为骇人的事情发生在2004年2月。当时覃辉已确定将收购湘计算机25％的股份，作价3.8亿元。然而，股权款尚未付清，卓京投资就通过各种渠道共从湘计算机“借”走了9000万元。事情败露后，原股东长城集团退还了卓京投资股权购买款1.59亿元。
事后在覃辉描述里，“卓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退出，长城集团极为配合，一周之内便办好了所有的会计手续。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决定买也可以决定退。”
2005年4月开始，覃辉相继卷入张恩照案、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案。“天上人间”这个魔力场曾经无坚不摧的魔力甚至由此开始反噬。随着张李服法，覃辉也从此隐退蛰伏。据星美集团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孙麒郡介绍，覃辉自2005年起，长期生活在香港。
覃辉也似乎从未被资本圈真正接纳过，真正的大佬们既不认同他动辄传出“购买京城第一豪车”或“追求李嘉欣”这样的高调，也从未认同他“夜总会老板”式的生意手法。
一位接近覃辉和“天上人间”的知情者说，覃辉有背景，但并没有传言中的背景那么深厚坚固，“很多传言不排除炒作的成分，通过‘天上人间’这个神秘的平台被无限放大了”。
实际上，不论是对于一个夜总会老板，还是对于资本市场上曾经的投机者，一个无限放大的背景显然为当事人所乐见其成。但放大的魔力效应之后，负面作用总有显现之时。
这样的显现集中于日前的“清查整顿”。尽管至18日为止北京警方共责令35家娱乐服务场所停业，公众与媒体的注意力却无一例外聚焦于“天上人间”。在公众舆论中这与当年全盛时期的骄横形成鲜明对比：据一位曾参与公安局检查“天上人间”的媒体从业人员回忆，当年检查人员进去之后，无论是陪侍女郎，还是工作人员，都表现得异常镇定。在检查过程中，甚至有的保安在说“没事，没事，别着急，该干嘛就干嘛，他们一会儿就走”。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相关节目中说：与其说这是北京新公安局长的“上任三把火”，不如说是对某种特权的挑战。类似的说法在坊间则更为直接更有破坏力：后台不行啦。
疑似前老板的覃辉也因为在这里烙上的深刻的个人印记而被不断提起。星美集团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孙麒郡表示，“天上人间”已经与星美毫无关系，但她拒绝对“天上人间”相关话题再作进一步解释。
5月24日，位于长城饭店西楼一层的“天上人间”已经处于停业状态，只有四个服务员在前台闲聊，两名高大英俊的保安制止了记者的进入，礼貌而坚决。在长城饭店路南不远处的农展馆北路，“天上人间”VIP店——“天上人间”的一家分店依然营业，入夜，霓虹闪亮，车水马龙。而那些“贴心”的妈咪们和漂亮的姑娘们，大多去了三亚或者国外度假，通过“常客们”她们答复南方周末记者说：6个月停业之后怎么办，等老板发话。
在“天上人间”的另一面，那些隐秘的关于种种钱权势力的猜想，至今仍未被全部揭开。无论是它持续十年的平安无事，还是突如其来的被关停，都注定会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引爆关于钱权新贵们的话题。
（文中部分人士为化名。文中采用的“小姐”称谓仅为表述方便，不代表对娱乐陪侍工作者的歧视。）
 

五年前，当我的《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出版时，时不时会有人问我是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我会回答，一点也不。但我明白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因为我确实曾经担心抵抗血汗工厂能否有任何益处。

经济学家对于我论点背后的逻辑会很熟悉。除非血汗工厂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

当一群好心的激进分子发起一场运动，反对——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耐克(Nike)供应商雇用劳工在血汗工厂工作时，显而易见的风险是，血汗工厂会关闭，工人们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厂作业将转移到大阪，由计算机化的缝纫机完成。这当然不是那些激进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种选择，即经济增长：尽管过程可能慢得令人沮丧，但最终能创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从而消灭血汗工厂。

但是，尽管这个逻辑足够简单易懂，却并不是严密到无懈可击。一家成功的跨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或许足以承担薪水上涨，而且或许宁愿接受加薪要求而不愿将业务转移至别处。经济增长本身既能增加对童工的需求，也会减少其供给。

因此，当我发现了两篇探讨上述问题的新研究时，不禁兴致大增。其一是发表在3月号《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安•哈里森(Ann Harrison)和蒙特雷国际研究生院(Monterey Institute)的杰森•斯科尔斯(Jason Scorse)。哈里森和斯科尔斯研究了来自印尼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印尼是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焦点所在，这些运动最终说服美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施压，鼓励美国消费者抵制耐克等公司。（1989年一项极富影响力的研究发现，耐克供应商支付的薪资比出口部门的其它公司都要低。）哈里森和斯科尔斯考察了鞋类、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并将品牌供应商众多的地区与那些企业不那么出名的地区进行了比较。

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哈里森和斯科尔斯就会发现，品牌云集地区出口工厂的就业率大幅下降。但是几乎没有这种迹象。工厂利润确实有所下滑，投资也有所减少。一些小型工厂被迫倒闭。但工作岗位似乎并未减少。

扣除通胀效应，印尼的最低工资在1989年至1996年之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确实拉低了就业。但除此之外，品牌供应商众多的地区似乎没有受到额外影响，尽管这些地区的工资增幅要比其它地区多出近三分之一。

第二篇论文是以草稿形式在3月底的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吉尔福德会议上提交的。里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尼加尔•哈希姆扎德(Nigar Hashimzade)和乌马•坎布罕帕蒂(Uma Kambhampati)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经济增长——至少就短期而言——不足以减少童工数量。加强学校建设和鼓励孩子上学的补充性政策似乎是有必要的。

这两篇研究报告都不是定论，而且都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改善工作环境的长期效果。但我还是不得不反思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看法。不过至少我有圣人相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据说就曾经自嘲过：“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怎么做呢，阁下？”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是《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管婧